清晨六点，雨还在下。
不是那种倾盆而下的暴雨，而是江南特有的、绵密且无孔不入的冷雨。
像一层灰色的雾，罩住了“归处”面馆的玻璃门。
程姐拉开卷帘门时，金属摩擦的声音在空荡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耳。
她习惯性地看向三号桌。
那里依然空着。
黑色的塑料椅背对着门口，桌面上没有灰尘，只有昨夜擦过的水痕已经干透，留下一圈淡淡的白印。
那是林默的位置。
三年来，周三的早晨，这张桌子总是坐着一个穿着灰色卫衣的年轻人。
他话不多，只点一碗阳春面，加个荷包蛋。
吃完后，会用湿纸巾仔细擦拭嘴角，然后把那张沾着油渍的纸巾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直到上周三，那张纸巾上多了一行字：「妈走了」。
然后，人不见了。
程姐走到柜台前，打开收银机。
内侧玻璃板上，贴着一张透明的胶带。
胶带上，空空如也。
那张写着「妈走了」的湿纸巾，已经在昨天的雨夜里，随着那艘折纸船，漂进了下水道。
这是它最后的归宿。
或者说，是它唯一的解脱。
程姐伸手摸了摸那块玻璃。
指尖冰凉。
她转身走进后厨，开始熬汤。
葱油在热锅中滋滋作响，香味迅速弥漫开来，试图驱散空气中那股挥之不去的潮湿霉味。
七点半，第一批客人到了。
都是附近的上班族和早起买菜的老街坊。
他们熟门熟路地找座位，没人特意去坐三号桌。
但程姐知道，他们在避开那个位置。
不是因为忌讳，而是因为一种本能的尊重。
那个空缺，像一块隐形的伤疤，贴在面馆的心脏上。
八点整，风铃响了。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女孩。
二十出头，背着双肩包，手里攥着一份打印好的简历。
她的眼神有些慌乱，四处张望，最后落在了三号桌上。
鬼使神差地，她走了过去，坐下。
程姐正在煮面，余光瞥见这一幕，手中的漏勺顿了一下。
她没有出声，只是加快了搅动锅铲的动作。
女孩点了同样的配置：阳春面，加蛋。
面很快端了上来。
热气腾腾，白色的雾气模糊了女孩的脸。
她拿起筷子，手却在微微发抖。
程姐端着抹布走过去，站在桌边，距离刚好够到，又不会让人感到压迫。
“面要坨了。”程姐说。
声音平淡，像陈述一个事实。
女孩抬起头，眼眶微红，显然刚哭过不久。
“谢谢。”她低声说，夹起一根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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