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像某种焦躁的心跳。
聂远握着方向盘的手指骨节泛白，指腹下是皮革被雨水浸透后特有的冰凉触感。车厢内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江曼身上那股淡淡的、混合了香水与冷汗的气息。这种气味并不好闻，却像一根细针，精准地刺入他早已麻木的神经末梢。
他看了一眼副驾驶座上的女人。
江曼坐得笔直，昂贵的风衣下摆滴着水，在地毯上晕开一片深色的渍迹。她手里紧紧攥着那份《行为守则》的复印件，纸张边缘已经被汗水浸软，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苍白。
“停车。”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冷硬，“按照协议第4条，周末不得单独共进晚餐。现在的情况显然已经越界。”
聂远没有立刻回应。他的目光落在前方拥堵的高架桥上，红色的尾灯连成一片绝望的血河。暴雨如注，将这座城市切割成无数孤岛。
“协议里没写，”聂远的声音低沉，像是在陈述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实，“也没写如果丈夫在暴雨中把妻子扔在半路，算不算违约。”
江曼猛地转过头，眼神锐利如刀：“那是意外。”
“是吗？”聂远侧过脸，狭长的眼眸在昏暗的车厢灯光下显得格外深邃，“那你为什么发抖？”
江曼下意识地将手往袖子里缩了缩，试图掩盖指尖的微颤。但她忘了，在这密闭的空间里，任何细微的生理反应都无处遁形。
“我冷。”她咬着牙说。
“车里二十四度。”聂远淡淡地指出，随即伸手关小了空调出风口。不是为了让她更冷，而是为了制造一种压迫感。空气变得凝滞，湿度仿佛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凝结成实质，压在两人的胸口。
他需要打破这层伪装。
从周五晚上看到她在路边淋雨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所谓的“契约”不过是一层薄纸。他是唯一有车的人，也是她的法律丈夫。在那样的暴雨中，如果他不接她上车，他就不是聂远，而是一个冷血的旁观者。
而他，从未打算做一个旁观者。
“江曼，”他突然开口，语气平淡得近乎残忍，“你害怕的不是这场雨，也不是被困在这里。”
江曼的瞳孔微微收缩，手中的纸张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
“你害怕的是，”聂远身体前倾，缩短了两人之间原本刻意维持的安全距离，“当你不再需要计算如何占据主导地位时，你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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