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天色像是被谁泼了一层浓墨，灰扑扑地压下来。
风从粮站破旧的窗缝里钻进来，带着深秋特有的湿冷和尘土味，卷起柜台上一张泛黄的表格边角。
白晚晴站在窗口前，手指紧紧攥着那张盖了红印的介绍信。
纸张还带着贺国栋盖章时留下的余温，那枚红色的印章像是一只充血的眼睛，死死盯着她的命运。
这是她这三年来，用尊严、用沉默、用母亲留下的唯一遗物换来的通行证。
“走吧。”
贺国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冷淡得像是一块冰。
他没有回头，只是背对着她，整理着桌上那些凌乱的单据。
他的动作很慢，每一张纸都抚平折角，整齐地叠好，仿佛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交易从未发生过。
白晚晴深吸了一口气，肺叶里满是陈旧纸张发霉的味道。
她转过身，准备离开这个让她窒息的地方。
就在她的手触碰到门把手的那一刻，天空突然裂开了一道口子。
没有预兆，没有雷声。
暴雨倾盆而下。
雨点砸在粮站门口的铁皮棚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像是无数颗石子砸在人的心坎上。
白晚晴愣了一下。
她抬头看了一眼天，雨水瞬间打湿了她的额发，顺着脸颊滑落，冰凉刺骨。
现在的城市，没有伞。
连买一把伞都需要布票，而她连买鞋的布票都没有。
她必须回去。
回那个只有十平米、漏风的筒子楼。
那是她在这个城市唯一的落脚点。
如果现在不进去，今晚就要睡在大街上。
可是，里面是贺国栋。
是那个刚刚收走了她母亲遗物的男人。
白晚晴的手指在门把手上停顿了一秒。
那一秒，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身后的办公室里，传来椅子摩擦地面的声音。
贺国栋走了过来。
脚步声很轻，但在暴雨的喧嚣中，依然清晰地传进白晚晴的耳朵里。
他停在她身后半步的距离。
这个距离很近，近到她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混合着一种说不清的、类似于旧书页的气息。
“外面雨大。”
他说。
语气平淡，听不出任何情绪。
就像他在说今天天气不好，或者粮食库存不足一样自然。
白晚晴没有回头。
她握紧了手里的介绍信，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她知道他在想什么。
她在赌。
赌他会不会赶她走。
也赌他自己敢不敢留她。
这是一个危险的博弈。
一旦失败，她不仅会被赶出去淋雨，更可能被视为“不知好歹”或“别有用心”，之前的交易可能会被推翻，甚至引来更严重的审查。
但她没有选择。
身后的办公室是她唯一的避风港。
哪怕那里坐着的是一个随时可能收回善意的审判者。
“谢谢。”
白晚晴轻声说道。
声音很小，几乎被雨声淹没。
但她知道，他听见了。
她推开门，重新走进了那片昏黄的灯光下。
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水汽和灰尘的味道。
贺国栋已经回到了桌前。
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支钢笔，笔尖悬在纸上，却没有落下。
他的目光落在桌上的银簪上。
那支银簪静静地躺在那里，泛着清冷的白光。
它是那样精致，又那样脆弱。
就像白晚晴此刻的状态。
白晚晴站在门口，雨水还在滴落。
她身上的衣服已经湿透了，贴在身上，勾勒出单薄的身形。
她没有立刻走向门口，而是站在那里，等着贺国栋的反应。
这是一种无声的对峙。
贺国栋终于放下了钢笔。
他抬起头，透过黑框眼镜看着她。
眼神依旧冷漠，但在那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那是愧疚？
还是恐惧？
白晚晴看不清楚。
她只知道，这张脸，这张戴着黑框眼镜的脸，曾经属于另一个人。
一个三年前消失的女人。
那个女人的姐姐。
也是贺国栋的前妻。
白晚晴记得那个女人。
她也曾站在这个窗口前，哭得撕心裂肺。
求贺国栋给她一张去北大荒的信。
那时候，贺国栋也是这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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