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纺织厂宿舍里那股混杂着机油和霉味的空气，尹青已经闻了二十年。
但今天不同。
今天的空气里，多了一股铁锈味。不是机器生锈的味道，是人心烂透了的腥气。
她坐在派出所塑料椅的边缘，背挺得笔直。椅子冰凉，透过单薄的的确良衬衫，刺进脊骨。
桌上放着一杯水，水面平静如镜。
老张坐在对面，手里捏着半截烟，没点。他眼下的乌青很重，像是昨晚又熬了一宿。
“尹青同志，”老张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疲惫，“顾厂长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这结婚指标的事，属于内部调配。咱们派出所管不了这个。”
尹青没说话。
她只是把手伸进口袋。
指尖触碰到那枚顶针。
它不再是第四章结束时那枚沾满烟灰、肮脏不堪的铁环。
经过一夜的清洗，用肥皂搓了三次，再用钢丝球刷过，最后擦干。
现在的它，光亮了许多。虽然锈迹依然斑驳，那是岁月留下的疤，但污垢已去。
这是自我救赎的第一步。
洗净过去，才能看清真相。
尹青将顶针放在桌面上。
金属与桌面碰撞，发出清脆的一声“叮”。
这声音不大，却像是一记重锤，敲在老张的心上。
老张的手指抖了一下，烟卷掉落在地。
他没捡。
他的目光死死盯着那枚顶针，眼神复杂。有忌惮，有厌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
他知道这枚顶针意味着什么。
在九十年代初的南方国有大厂，结婚指标不是钱，是命。
有了指标，能分房；没了指标，就是大龄未婚女工，一辈子抬不起头。
顾婉要的不是陈默这个人，而是陈默背后的技术员编制，以及通过婚姻巩固她在厂里的地位。
而尹青要的，也不仅仅是陈默。
她要的是公道，是那枚原本就该属于她的指标，是撕开这层虚伪情分的遮羞布。
“我不需要指标了。”尹青开口，声音很轻，却很稳。
老张愣了一下，抬头看她：“你说什么？”
“我说，我撤销婚约申请。”尹青看着老张的眼睛，“我要你出具一份调解书，证明陈默单方面违约，放弃与我缔结婚姻关系。”
老张皱起眉头：“尹青同志，你要想清楚。一旦签字，你就再也拿不到这个指标了。顾厂长那边……”
“我不在乎顾厂长。”尹青打断他，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我只在乎事实。陈默把指标给了别人，这就是违约。我要留底，为了以后万一有什么纠纷，我有证据。”
老张沉默了。
他在权衡。
如果出具这份调解书，就等于承认顾厂长违规操作，等于打顾厂长的脸。
但他如果不签，尹青可能会闹得更难看。
更重要的是，他欠顾厂长一个人情。
“尹青，”老张压低声音，身体前倾，试图营造一种私下谈话的氛围，“有些账，算得太清，会死人的。你想想，你还要在这个厂待下去吗？你想让全厂都知道，你是个被退婚的疯女人吗？”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尹青笑了。
嘴角微微上扬，弧度极小，带着几分自嘲，更多的是一种决绝的冷意。
她早就知道，在这个体制内，规矩是给弱者定的。
强者制定规则，弱者遵守规则。
而她，不想再遵守了。
“老张警官，”尹青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开始擦拭顶针上的最后一丝水汽，“您刚才说，我是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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