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傍晚，南门菜市场出口处的屋檐下，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来。
余国栋站在江远身侧半步远的地方，目光死死盯着对方公文包里露出的一角纸页。
那是一张A4纸的边缘，洁白，挺括，与周围浑浊的雨气和菜叶腐烂的气味格格不入。
他认得那个印章。
深红色的圆形公章，边缘有些模糊，但“南门菜市场管理处”几个字依然清晰可辨。
更让他心脏骤停的，是那一行被红笔圈出的小字。
“关于南门片区个体商户违规调价及欺客行为的专项整顿通知（试行稿）。”
日期：明日生效。
余国栋的手指在袖口里微微颤抖。
这不仅仅是一份文件。
这是赵大嘴那张歪斜秤盘背后的底牌，是他刚才在那五毛钱争执中未曾察觉的、即将降临的天罗地网。
也是江远手中掌握的、足以让他在相亲对象面前彻底崩塌或重获尊严的筹码。
“余老师？”
江远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男人并没有察觉余国栋内心的惊涛骇浪，只是礼貌性地询问，“您脸色不太好，是不是低血糖犯了？”
余国栋深吸一口气，试图压下喉咙里的腥甜。
他不能表现出慌乱。
哪怕心里已经乱成一团麻，面上也要维持住那位退休语文教师的体面。
他缓缓伸出手，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
“江先生，”他的声音慢条斯理，带着一种刻意的平稳，“那份文件……能否借我看一眼？”
江远愣了一下。
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公文包，又抬头看了看余国栋那双伸在半空中的手。
那双手上布满了老年斑，指节粗大，指甲修剪得很短，透着一种长期劳作后的粗糙感。
江远没有立刻递过去。
相反，他握紧了公文包的带子，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皮革表面。
这是一种本能的防御。
在他的认知里，知识分子往往清高且敏感，尤其是像余国栋这样看似落魄的老人。
直接给予帮助，可能会被解读为施舍；而随意展示私人物品，则可能被视为冒犯。
更重要的是，江远对余国栋那种“即使落魄也要端着架子”的态度感到一丝不耐。
他想快点结束这场相亲，回家处理工作，而不是陪着一位老人玩猜谜游戏。
“余老师，”江远语气平淡，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这只是内部草稿，没什么好看的。”
他说得轻描淡写，却堵死了余国栋所有的退路。
余国栋的手僵在半空。
那一刻，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耻。
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这种被年轻一代刻意隔绝在外的无力感。
江远眼中的审视，像一把无形的手术刀，剖开了他精心维护的自尊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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