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像被浸透了水的旧棉絮，沉甸甸地压在南门菜市场的头顶。
没有风。
只有那种暴雨将至前特有的、令人窒息的闷热，混合着腐烂菜叶、腥气和汗臭的味道，在狭窄的过道里发酵。余国栋站在赵大嘴的摊位前，手里那枚沾着泥点的五角钱，已经被掌心的冷汗浸得有些发滑。
他看了一眼江远。
江远站在他身侧半步远的地方，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眉头微蹙，似乎在评估这里的空气质量，又似乎在评估余国栋此刻的狼狈。他没有看赵大嘴，而是低头看着手机屏幕，指尖悬停在通话键上，像是在等待一个最佳的介入时机。
“老余，”江远的声音很轻，却刚好能让周围的人听见，“如果你还要讲道理，我们可以换个地方。这里太吵了。”
余国栋没回头。他知道江远在等什么。等一个体面的退场，等一个符合都市精英审美的“止损”动作。
但他不能走。
那五毛钱不是钱的问题，是理的问题。是他在这个逐渐失序的世界里，最后一点还能抓住的秩序感。
“老板，”余国栋转过身，面对那个穿着塑料围裙、指甲缝里嵌满黑泥的男人。他的声音慢条斯理，带着一种刻意的温和，“刚才秤盘歪了半格，这葱多称了二两。按市价，这二两葱值不到五毛。您若是不信，咱们可以重新过一遍秤。”
赵大嘴正剥着蒜，听到这话，手里的动作停了一瞬。
他抬起头，那双三角眼斜睨着余国栋，嘴角扯出一个讥讽的弧度。
“重新过秤？”赵大嘴嗤笑一声，把剥好的蒜瓣随手扔进旁边的塑料袋里，发出啪嗒一声脆响，“老头，你算得挺清啊。我这秤是准的，是你眼神不好。再说了，我这一上午忙活半天，被你这么一折腾，耽误的时间算谁的？误工费你出吗？”
周围原本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了几分。
几个买菜的大妈停下脚步，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王大妈挤到前面，手里还拎着一把带着泥土的芹菜，大声嚷嚷起来：“哎哟，这就没意思了吧？赵大嘴你这秤向来是有名的‘良心秤’，怎么今天跟个退休老师较劲上了？是不是欺负人家不懂行？”
赵大嘴瞥了王大妈一眼，冷笑：“王姐，您别和稀泥。我这是做生意，不是做慈善。他既然要查账，那就得按规矩来。赔我误工费，不然这事儿没完。”
“误工费？”余国栋感到一阵荒谬。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试图维持住那份属于语文教师的矜持，“老板，做生意讲究童叟无欺。若因您操作不当导致误差，理应纠正。谈赔偿，似乎不合情理。”
“合不合情理，我说了算。”赵大嘴猛地一拍案板，震得旁边的葱叶颤动了一下，“我看你就是想赖账！装什么清高？一把年纪了，连五毛钱都计较，丢不丢人？”
这句话像一根刺，精准地扎进了余国栋最敏感的神经。
他感觉到身后的江远轻轻叹了口气。那声音很淡，却像冰水一样浇在他的背上。
余国栋握紧了拳头。他想解释，想说年轻时他在讲台上如何教导学生明辨是非，想说如今虽然退休，但心中的标尺未曾改变。可话到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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