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末的午后，阳光像熔化的铅水，死死浇在人民公园相亲角的硬纸板上。
空气里弥漫着汗酸味和廉价防晒霜混合的燥热。
崔建国坐在一张折叠椅上，膝盖上摊开那本印着钢章的退休金存折。
旁边放着一份体检报告，以及一支黑色的录音笔。
他不需要那些花哨的自我介绍。
高温是天然的过滤器。
耐不住热、受不得累、只想找个人养老送终的投机者，早就被这四十度的气温劝退。
留下的，要么是真有需求，要么是极度渴望掌控欲得到满足的人。
贺梅就是后者。
她坐在他对面，手里捏着一个精致的文件夹，眼神像是在称量一块肉的肥瘦。
“崔先生，”贺梅开口，声音尖利却刻意压低，“你的条件确实优越，但我不喜欢太强势的男人。”
崔建国没有看她。
他翻开存折的第一页，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
“每月五千生活费，医疗基金独立账户，房产留作备用金。”他的语速平稳，像报账，“如果你接受这个方案，我们可以签协议。”
贺梅的手指在文件夹边缘摩挲了一下。
那是她焦虑时的习惯动作。
她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那不是对金钱的满意，而是对猎物落入陷阱的轻蔑。
在她眼里，崔建国不过是一个行走的资产包，只要稍微施加一点压力，他就会为了摆脱孤独而妥协。
她低下头，假装翻阅文件夹里的背景调查表。
手指颤抖着，摸向了那个从未打开过的黑色手提包。
包里装着催债公司的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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