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阳光透过老旧小区的纱窗，把客厅照得通透。
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樟脑丸味，混合着崔建国刚煮好的白粥香气。
这是老国企干部特有的生活节奏：精准、规律、不容置疑。
贺梅坐在沙发边缘，背挺得笔直，像是一把收拢的伞，随时准备刺出什么，或者被刺穿。
她那只黑色的手提包，就放在两人中间的矮几上。
包身有些磨损，皮质泛白，与贺梅身上那件剪裁得体的真丝衬衫格格不入。
那是她唯一的破绽，也是她最后的防线。
崔建国端着两碗粥走过来，动作稳健。
他把其中一碗轻轻放在贺梅面前，然后坐下。
“趁热喝。”他说。
声音平淡，听不出情绪。
贺梅没动筷子。
她的目光死死盯着那个黑包，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
“崔先生，”她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我想把包锁起来。”
崔建国挑眉：“这里没有保险柜。”
“我带了钥匙。”贺梅从包里掏出一把黄铜钥匙，金属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你的卧室衣柜里有个抽屉，我可以把它锁在那里。里面是我的……重要证件。”
她说“重要证件”时，咬字很重，像是在强调某种不可侵犯的权利。
崔建国看着那把钥匙。
黄铜色，陈旧，齿痕复杂。
他记得昨天在律协大厦，贺梅的手一直捂着这个包，仿佛里面装的不是文件，而是她的命门。
现在，她想把这个命门藏进他的领地。
这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防御。
如果崔建国拒绝，说明他不信任她；如果接受，他就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
在这个新建立的契约关系里，掌控权至关重要。
“我不需要锁东西。”崔建国放下勺子，拿起桌上的眼镜擦了擦，“我们签的是互助契约，不是同居协议。你的隐私，我尊重。”
贺梅松了一口气，肩膀微微塌下去一点。
但她并没有拿出钥匙。
相反，她把包往怀里抱了抱，眼神闪烁：“可是，万一丢了怎么办？那些证件补办很麻烦。”
她在撒谎。
崔建国在心里下了结论。
真正的证件，谁会随身携带一个磨损严重的旧包，还特意要求锁进陌生人的家里？
除非，包里装的东西见不得光。
或者，她根本不想让任何人看到里面的内容。
“既然你这么担心，”崔建国站起身，走向卧室，“那就锁吧。不过，我家里的保险箱钥匙，在我老伴生前留下的首饰盒里。她走后，我就再也没打开过。”
他停顿了一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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