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半，阳光像一把钝刀，割开窗帘的缝隙，落在崔建国那张红木茶几上。
空气里弥漫着陈年普洱和旧纸张混合的气味。
崔建国坐在沙发正中央，脊背挺得笔直，像是在等待一场重要的汇报。他的面前，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三样东西：一本印着国徽红章的退休金存折，一份刚出炉的体检报告原件，以及一张折叠好的遗嘱公证复印件。
这是他的“底牌”。也是他的“盾牌”。
昨天那场暴雨后的对峙，虽然逼退了贺梅，但并没有结束。林婉律师的电话像一根刺，扎在崔建国的神经末梢。他需要确认，在这个充满算计的城市里，是否真的存在一种基于尊重的结合，而不是基于掠夺的交易。
手机震动。
是一条来自医院检验科的短信提醒：*“您的复查结果已出，请凭回执单领取纸质报告。”*
崔建国的手指停在屏幕上方，微微颤抖了一下。
那是阿尔茨海默症家族史的早期筛查数据。昨天的暴雨让他想起了妻子发病前那种逐渐空洞的眼神。恐惧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但他强行压了下去。他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告诉自己：如果连自己都骗不过，又何谈与人搭伙？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楼下那棵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叶子落了一地。
今天，他要等贺梅回来。
不是为了复合，而是为了最后一道测试。
九点整。
楼道里传来高跟鞋敲击水泥地面的声音，急促，凌乱，带着一种濒临崩溃的焦躁。
门铃响了。
崔建国没有立刻去开门。他整理了一下衣领，将那份新的体检报告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然后才走向门口。
打开门。
贺梅站在门外。
她换了一身黑色的套装，妆容精致，但眼底的青黑遮不住。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她的目光在崔建国脸上扫过，最后落在他身后的茶几上。
那里摆放着昨天的那些“武器”，但现在多了一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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