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家属院里的煤炉刚冒起第一缕青烟。
乔婉没有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灰白光线，她坐到了那张掉漆的木桌前。桌上摊开着一本泛黄的硬皮账本，封皮上的“国营第一粮站”几个字已经磨损得看不清笔画。
这是她结婚那年，崔建国送她的“定情信物”，名义上是记录家庭收支，实际上成了他后来掩盖私情的工具。
乔婉戴上老花镜——这是她从厂里借来的，镜片上有一道裂痕，像极了他们现在的婚姻。
她的指尖轻轻划过账本粗糙的纸页。纸张受潮后变得绵软，带着霉味和廉价墨水的气味。
过去三年，崔建国的工资条总是按时交上来，但家里的开销却总是捉襟见肘。买肉要票，买布要票，连给孩子做新鞋都要精打细算。
可乔婉记得，那些本该变成餐桌上的红烧肉、衣柜里的的确良衬衫的钱，究竟去了哪里？
她翻到去年十月的页面。
那里有一笔支出：购买“高级缝纫机配件”，金额是八十元。
在那个年代，八十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
乔婉的眉头微微皱起。家里那台蝴蝶牌缝纫机，还是结婚时单位发的奖品，从未坏过。
她继续往下翻。
十一月，购买“收音机零件”，六十元。
十二月，购买“精密仪器校准费”，一百二十元。
这些名目，荒谬得让人发笑。
崔建国是个车间主任，不是修理工，更不是科学家。
乔婉的手指停在了上周的记录上。
那里只有一行潦草的字迹：“探亲路费，往返。”
金额：四百元。
乔婉的心沉了下去。四百元，是她半年的肉票换来的全部价值，也是这个家半年的口粮钱。
她合上账本，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存折。
存折上的余额显示，还有三百五十元。
那是她偷偷攒下的私房钱，原本是为了给未出生的孩子准备的教育基金。
现在，它成了她唯一的退路。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沉重，拖沓，伴随着钥匙串碰撞的清脆声响。
崔建国回来了。
乔婉迅速将账本塞进抽屉最深处，然后用一本《毛选》盖住。动作快而无声，像是一只受惊的猫。
门被推开了。
崔建国带着一股寒风走进屋，他的脸色比昨天更加苍白，眼神游离，不敢与乔婉对视。
他手里捏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外套，袖口的毛边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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