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纸张和消毒水混合的味道。
这种味道并不刺鼻，却像一层看不见的薄膜，紧紧裹住每个人的呼吸。
旁听席上坐满了人。
有财经记者，举着长枪短炮的摄像机；有尹家的远房亲戚，眼神躲闪，不敢与汪哲对视；还有几个穿着廉价西装的男人，大概是尹家公司的底层员工，他们低着头，手指不安地绞在一起。
汪哲坐在原告代理人席位旁。
他穿着一套深灰色的定制西装，剪裁合体，没有一丝褶皱。
他的坐姿端正，脊背挺直，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
面前摆着一份厚厚的证据目录，以及一个透明的证物袋。
证物袋里，装着一枚干枯的红玫瑰花瓣。
花瓣已经失去了水分，边缘卷曲，颜色暗红如血。
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某种沉默的证词。
汪哲的目光落在单向玻璃后的被告席上。
尹母坐在那里。
她今天穿了一件墨绿色的丝绸旗袍，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显得庄重而肃穆。
手里依然拿着那个镶钻的手包，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金属链条。
叮。叮。叮。
清脆的声音在安静的法庭里显得格外刺耳。
那是焦虑的节奏。
也是傲慢崩塌前的最后挣扎。
法官敲响了法槌。
“现在开庭。”
声音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公诉人站起身，开始宣读起诉书。
指控尹氏集团涉嫌合同诈骗、虚开增值税发票以及洗钱。
指控书中提到了尹母的签名，提到了那些流向海外的巨额资金。
提到了一笔名为“婚礼筹备基金”的款项，实际用途却是填补公司窟窿。
尹母的身体微微僵硬了一下。
敲击手包链条的手指停住了。
但她很快恢复了平静。
她抬起头，嘴角挂着一丝轻蔑的笑意。
那是一种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人，面对蝼蚁时的本能反应。
辩护律师站了起来。
他是一个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说话慢条斯理，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打磨。
“审判长。”
他说，“我的当事人确实存在财务操作上的不规范，但这属于商业风险范畴，而非刑事犯罪。”
“所谓的‘诈骗’，不过是家庭内部的财产纠纷。”
“尹女士是为了保全家族企业，才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这不应被上升为刑事责任。”
他说得很漂亮。
将罪恶包装成无奈，将犯罪降格为家务事。
这是法律屏障，也是人性弱点。
旁听席上传来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有人点头，表示赞同。
有人皱眉，显然不信。
汪哲没有说话。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尹母。
看着她在律师的庇护下，重新找回了那种掌控全局的姿态。
她的背挺得更直了。
眼神里的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算计。
她在赌。
赌法律程序的繁琐，赌公众对“家丑”的漠视，赌自己还能用金钱和关系网摆平一切。
汪哲知道，她在等。
等她的主场。
等到这一刻，所有的压力都会转移到他身上。
他会成为那个破坏家庭和谐的罪人。
会成为那个为了报复而不择手段的疯子。
就像六年前，那场婚礼一样。
只不过这一次，扔进垃圾桶的不是花，而是他。
汪哲缓缓站起身。
动作很轻，没有带起任何风声。
但他站起来的瞬间，整个法庭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包括法官，包括公诉人，包括尹母。
“审判长。”
汪哲开口。
声音平静，简短，不带任何情绪起伏。
像是在念一份审计报告。
“辩方认为这是家庭纠纷。”
“但我想请法庭注意一份证据。”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
黑色的，小巧，不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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