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厅的灯光被调到了最暗的暖色调，水晶吊灯折射出细碎的光斑，落在乔远小臂内侧那道螺旋状的疤痕上。
廖静没有移开视线。她的目光像手术刀一样，冷静地剖开那层名为“深情”的表皮，试图看清底下腐烂的肌理。空气里弥漫着昂贵的香水味和红酒的单宁气息，却掩盖不住两人之间紧绷到断裂边缘的张力。
“你还没回答。”廖静的声音很轻，却带着金属般的冷硬，“这道疤，是怎么来的？”
乔远并没有因为她的质问而恼怒。相反，他慢条斯理地卷起另一侧的袖口，将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姿态优雅得像是在展示一件艺术品。他的嘴角噙着那抹标志性的、温和却疏离的微笑，眼神里甚至带着一丝宠溺。
“为了安安。”他说，语气轻柔得仿佛在哄睡一个婴儿，“十五年前，你父亲拒绝交出实验数据，也拒绝承认安安是他的受害者。我试过讲道理，试过报警，最后……只能自己动手。”
他停顿了一下，指尖轻轻摩挲着那道狰狞的疤痕，动作缓慢而充满仪式感。“那是紧急截肢手术。用特制的电刀，切断了我左前臂的神经束，以此作为交换筹码，逼你父亲签下了那份最初的知情同意书。疼痛让我清醒，也让我拿到了救安安的钥匙。”
廖静感到一阵眩晕。这不是她预想中的暴行或阴谋，而是一种极度扭曲的自我牺牲。乔远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为了妹妹可以自残的悲情英雄，而他手中的“武器”，正是利用廖静对母亲死亡的愧疚感，以及他对医疗伦理的绝对掌控权。
如果他是这样做的，那么他在道德高地上的位置就无可撼动。任何对他的指控，都会显得冷酷无情，像是在指责一个为家人赴死的勇士。
“你用自残来要挟我父亲？”廖静问，手指紧紧攥着餐巾，指节泛白，“这不符合医学伦理，也不符合法律程序。乔远，你在撒谎。”
“我在陈述事实。”乔远放下手臂，重新端起酒杯，轻轻摇晃，“廖静，你是医生，你知道什么是‘必要之恶’。如果没有那次痛苦，安安可能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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