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里弥漫着烂菜叶发酵的酸味，混着暴雨前特有的土腥气，黏在汪建国的皮肤上，像一层洗不掉的油膜。
他死死盯着那个空荡荡的秤盘位置，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浸水的棉花，堵得慌。
“把秤拿出来。”汪建国说，声音哑得像砂纸摩擦，“我要重新称。刚才……刚才不算。”
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发出一阵低低的嗤笑。有人掏出手机，镜头对着他，像是在拍摄一个精神失常的小丑。
叶红没动。她只是慢条斯理地整理着围裙上的亮片，那些廉价的塑料片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像某种嘲讽的眼睛。
“大爷，”叶红的声音尖利，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冷漠，“买卖已成，童叟无欺。您要是觉得心里不平衡，回家照镜子看看自己，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我没丢人！”汪建国猛地提高音量，手指颤抖着指向柜台，“是你心乱！你……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这句话脱口而出的瞬间，他自己都愣住了。
叶红整理围裙的手停住了。
那一秒，周围的嘈杂声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只有远处菜市场门口传来的汽车鸣笛声，沉闷地滚过耳膜。
叶红抬起头，那双涂着掉漆红指甲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难捕捉的情绪。那不是愤怒，也不是轻蔑，而是一种复杂的、近乎悲悯的神色。
她的目光落在汪建国那张布满汗渍和皱纹的脸上，停留了不到半秒，却像是一把钝刀，慢慢割开了汪建国极力维持的体面。
“汪老师？”叶红轻声念出这个称呼，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戏谑，“您还记得我？我是后勤处的叶红啊。那时候，您连买份打印纸都要跟学校财务吵半天，怕多收了一分钱。”
汪建国的脸色瞬间煞白。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三十年前，他是这所中学里出了名的“抠门”数学老师，严谨，刻板，为了两角钱的差价能在校长办公室辩论半小时。而叶红，是那个总是低着头、穿着旧衣服、在角落里默默擦拭讲台灰尘的后勤女工。
原来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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