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局的大厅里冷气开得很足。
冷冽的空气像细密的针，扎进贺知行潮湿的衬衫纤维里。
他站在大厅中央，目光穿过攒动的人头，精准地锁定了角落里的余曼。
她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灰色风衣，领口竖起，遮住了一半的下巴。
头上戴着宽大的墨镜，脸上还罩着口罩。
整个人像一座孤岛，与周围喧闹、焦急等待办理离婚或结婚的人群格格不入。
两人之间，隔着整整六米。
远远超出了《婚前协议》第七条规定的“两米社交距离”。
贺知行没有立刻走过去。
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超市收据。
纸张边缘已经有些磨损，上面用黑色水笔写着三个字：对不起。
日期是三年前的五月十四日。
那是他们结婚三周年的前一天。
那天晚上，贺知行因为一场商业谈判缺席了纪念日晚餐。
余曼在冰箱上留下了这张纸条，和一份退掉的双人套餐小票。
那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试图用这种方式表达不满。
后来，这段关系就像那张收据一样，被时间折叠，被冷漠掩盖。
直到今天，它成了贺知行手里唯一的筹码。
他要让余曼看到，她的愧疚从未消失，只是被她刻意遗忘。
只要余曼承认这一点，签字就可以暂缓。
哪怕只是一小时。
贺知行迈开步子，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回响。
每一步，都在逼近那个灰色的身影。
余曼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她握着钢笔的手指微微收紧，指节泛白。
但她没有回头，只是将身体更紧地贴向墙壁，仿佛这样就能抵御某种无形的侵袭。
贺知行在她面前两步远的地方停下。
这个距离，刚好卡在协议的边界线上。
再近一步，就是违约。
再远一步，就是放弃。
“余曼。”
他的声音低沉，带着雨夜残留的沙哑。
余曼没有说话，只是垂着眼帘，看着桌上的文件。
那些文件已经被她提前签好字，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起。
只等贺知行签下名字，一切就结束了。
“冷静期最后一天。”
贺知行说。
他没有看那些文件，而是盯着余曼藏在墨镜后的眼睛。
“你后悔了吗？”
这个问题，他在昨晚的雨中问过。
她在车里沉默了。
现在，在这里，他再次问出。
余曼终于抬起头。
透过墨镜的镜片，贺知行看不清她的眼神，只能看到那层疏离的冰霜。
“贺先生，请自重。”
她的语速平稳，没有任何波澜，“我们约好了，保持距离，体面结束。”
“体面？”
贺知行轻笑了一声，笑意未达眼底。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收据，展开。
白色的纸张在昏暗的大厅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三年前，你在这张纸上写了这三个字。”
他将收据举到余曼面前，距离她的脸只有十厘米。
这是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动作。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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