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雨势并没有因为夜幕降临而减弱，反而像是要把整个南方纺织厂淹没。
钟秀站在袁主任办公室的门外，隔着那扇掉漆的木门，能听见里面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她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指针指向七点一刻。
距离孩子低烧彻底失控，还有不到五个小时。
仓库里的鸡蛋箱还在那里，但她知道，如果没有那坛酒作为“等价物”或者某种更深层的妥协，她连门都进不去。
刚才在走廊里，袁主任那句“留在厂里吧”，像是一根刺，扎进了她的肉里。
那不是简单的没收，那是宣告主权。
钟秀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暴雨前特有的潮湿与尘土味，混合着远处食堂飘来的泔水气息。
她抬起手，轻轻敲了三下门。
节奏平稳，没有颤抖。
“进。”
声音从门后传来，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慵懒。
钟秀推开门，走了进去。
办公室里只开了一盏昏黄的台灯，光线被厚重的窗帘遮挡得严严实实，显得压抑而闷热。
袁建国坐在办公桌后，手里那支钢笔还在转，但这次他没有夹烟。
他的目光落在钟秀身上，像是在打量一件刚送上门的货物。
桌上，那只贴着红纸封条的陶罐就在那里。
那就是“那坛私酿”。
第一章时，它还在钟秀的手里，沉重且充满希望，是救命的粮；第二章，它被袁主任捏在手里摇晃，成为权力的玩具，每一次碰撞都发出清脆的声响，嘲笑着她的无助；第三章，它孤零零地立在袁主任的办公桌上，无人问津却危机四伏，像一颗定时炸弹；而此刻，第四章的开端，它被袁主任倒出了一半。
酒液少了一半，象征着权力的施舍与羞辱。
剩下的那一半，静静地躺在罐底，散发着诱人的醇香，也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坐。”袁建国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谈论天气，“雨大，别急着走。”
钟秀没有坐下。
她站在桌前，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
“我要鸡蛋。”她说，声音轻声细语，但句尾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的孩子病了，需要营养。”
袁建国笑了。
他放下手中的钢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
那个姿势，让他看起来像一只吃饱了猫，正在回味刚才捕猎的乐趣。
“鸡蛋？”他挑了挑眉，眼神浑浊却锐利，“钟秀，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
他伸出手指，点了点桌上那坛酒。
“之前是你求我，现在，是我在给你机会。”
“这酒，年份不错。”他拿起酒瓶，对着灯光晃了晃，琥珀色的液体在瓶中旋转，“高粱发酵，加了曲药，工艺讲究。厂里那些酒鬼要是知道这东西，愿意出高价收。”
钟秀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她知道这是违禁品。
偷偷酿酒三年，从未上报，这是严重的经济犯罪，足以让她丢掉工作，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它是你的秘密。”袁建国的声音压低了一些，带着一种阴冷的诱惑，“也是我的筹码。”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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