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前的空气粘稠得像一锅熬过头的浆糊，闷得人胸口发慌。
钟秀推开袁主任办公室那扇掉漆的木门时，一股混合着劣质烟草、陈年霉味和某种说不清的腥气的味道扑面而来。
桌上的那坛私酿还在。
它被放在那张油腻腻的办公桌正中央，像一座沉默的孤岛。陶罐表面粗糙，贴着那张已经有些卷边的红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高粱酒”三个字。
但在钟秀眼里，这哪里是酒，这是儿子的命，是她这三年来在深夜里偷偷摸摸换来的希望，此刻却成了悬在头顶的铡刀。
袁主任坐在宽大的转椅里，手指间夹着半截香烟，烟灰积了长长的一截，摇摇欲坠。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眼神浑浊，却在钟秀进门的瞬间锐利地扫了过来。
李科长靠在窗边，手里把玩着一枚铜哨，嘴角挂着一丝看好戏的笑意。
“来了？”袁主任没抬头，只是轻轻弹了弹烟灰，“坐。”
钟秀没有坐。她站在原地，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死：“主任，鸡蛋在哪？我把东西带来了。”
袁主任终于抬起头，目光落在那坛酒上，又缓缓移到钟秀脸上。
“东西带来了，不代表就能拿走东西。”他慢条斯理地说，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讨论明天的天气，“钟秀同志，组织上对你很关心。刚才那份名单，你签了字，对吧？”
钟秀的心沉了下去。她知道那个黑色小本子的重量。
“我签了。”她低声说，“现在，可以换了吗？”
袁主任笑了，笑声干涩，像两块砂纸在摩擦。他站起身，走到桌前，修长的手指抚过陶罐冰凉的表面。
“这坛酒，是你三年来的心血吧？”他问，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我知道你家里困难，也知道你手巧。但这酒，没经过厂里审批，就是违禁品。私自酿酒，性质严重。”
他拿起酒坛，晃了晃。
液体撞击瓶壁的声音，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你想拿鸡蛋，可以。”袁主任转过身，背靠着桌子，居高临下地看着钟秀，“但规矩不能破。这酒，不能直接给你。也不能直接留在我这儿。得有个说法。”
钟秀皱起眉头，不解地看着他：“什么意思？”
袁主任放下酒坛，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干净的玻璃杯，又拿出一只白色的搪瓷缸子。他把酒杯放在桌上，推到钟秀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