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寒意像一层薄霜，黏在后台休息室的窗玻璃上。
田秀兰缩在角落的旧沙发里，白衬衫单薄的布料贴在皮肤上，激起一阵细密的战栗。
她不敢动，甚至不敢大声呼吸。
门外走廊传来皮鞋敲击水磨石地面的声音，急促、沉重，每一步都像踩在她的心跳上。
那是江德贵的脚步声。
他并没有离开礼堂，而是守在了这里。
李主任坐在对面的木桌旁，背对着门，手里正拿着那件蓝印花布旗袍。
房间里弥漫着陈旧的樟脑丸气味，混合着窗外飘进来的煤烟味，让人喉咙发紧。
李主任的手指很粗糙，指腹有常年握笔和批文件留下的茧子。
此刻，这些茧子正轻轻摩挲着旗袍的内衬夹层。
那里藏着一个硬质的纸角。
那是田秀兰用命赌来的合同复印件，也是她洗清冤屈的唯一证据。
但李主任没有拿出来。
他只是低着头，眼神在那块蓝色的布料上游移。
祖传蓝印花布上的花纹是缠枝莲，寓意生生不息。
但在李主任眼里，这朵花此刻像是一张张开的大口，吞噬着所有人的理智与底线。
“咔哒。”
门锁转动的声音响起。
江德贵推门而入。
他没穿那件不合身的西装外套，只穿着一件紧绷的白衬衫，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两颗，露出一截青色的血管。
他的额头上渗着汗珠，眼神轻蔑地扫过田秀兰颤抖的肩膀，最后定格在李主任手中的旗袍上。
“老李，”江德贵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压抑的怒火，“上级部门调查需要时间，但这东西不能留在你手里过夜。”
他走到桌前，伸手就要去拿。
李主任的手微微一颤，将旗袍往怀里收了半寸。
这个动作极小，却像是一道无形的墙，挡在了江德贵面前。
江德贵愣了一下，随即冷笑一声。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在指尖灵活地转动着，笔尖反射着昏暗灯光下的冷光。
“你以为你在帮谁？”江德贵压低声音，身体前倾，压迫感扑面而来，“田秀兰那个女人，为了那点破事，连衣服都脱了。你觉得上面会相信一个作风有问题的女工，还是相信一个正在整顿厂纪的行政主管？”
田秀兰低下头，看着自己裸露在外的手臂。
指甲掐进掌心，疼痛让她保持清醒。
她知道江德贵在威胁什么。
他在暗示，只要交出旗袍，证明里面没有“违禁品”，就能维持表面的和平。
否则，明天的通报批评不仅会贴上她的名字，还会加上“扰乱会议秩序”、“作风不正”两条罪名。
在八十年代末的国营大厂，这两条帽子比债务更致命。
一旦戴上，她这辈子就别想再挺直腰杆走路。
李主任没有立刻回答。
他拿起桌上的顶针，那是田秀兰母亲生前常用的老物件，铜质已经氧化发黑。
他用顶针抵住旗袍袖口的一处线头，轻轻挑了一下。
“江厂长，”李主任的声音圆滑世故，听不出喜怒，“这衣服是田同志主动上交的证物。按照程序，封存是为了保护证物的完整性。现在拆开，万一里面的纸张受损，责任算谁的？”
江德贵的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
他最讨厌这种模棱两可的话。
他想要的是绝对的掌控，而不是这种拖泥带水的平衡。
“李主任，别跟我玩太极。”江德贵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震得茶杯里的茶水晃出几滴，“我知道你受过田母恩惠。但时代变了，人情抵不了债。你也清楚，厂里改制在即，不良资产必须清理。田秀兰的债务是个烂摊子，只有签了那份劳务协议才能平账。”
他逼近一步，钢笔尖几乎点到李主任的鼻尖。
“如果你把这件衣服交出来，我可以当作没看见你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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