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外机的低频噪音像钝器一样敲击着沈默的太阳穴。
夏处长坐在红木办公桌后，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发出“笃、笃”的声响。那声音并不急促，却透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掌控力。他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深蓝色的夹克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像是一道封闭的闸门。
沈默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张从林会计那里抢出来的诊断书。纸张边缘因为之前的争夺而有些卷曲，上面“重度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几个黑体字，在惨白的日光灯下显得格外刺眼。
“夏处长。”沈默的声音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天气预报，“2014年11月3日，我父亲被送入市第三人民医院。签字人，周医生。”
夏处长没有抬头，只是敲桌子的动作停了一秒。
“那是十一年前的事了。”夏处长淡淡地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疏离，“小沈，你刚入职第三天。档案室的工作量很大，别把私人情绪带进工作里。明天就要封存2014年前的未结案档案了，你的任务是把那些落灰的文件整理好，而不是拿着旧病历来质问我。”
“那天晚上，拆迁办第一次上门通知产权变更。”沈默向前迈了一步，皮鞋踩在办公室厚重的地毯上，没有发出声音，“同一天，我父亲确诊精神病。夏处长，这太巧了。巧得像是一个剧本。”
夏处长终于抬起头。他的眼神锐利，像两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沈默伪装的冷静。
“巧合是概率学的问题，不是刑侦学的问题。”夏处长放下茶杯，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清脆的脆响，“小沈，你父亲当年的精神状态确实不稳定。社区都有记录。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房产都管不好，甚至试图用非法手段将烂尾楼洗白成合法资产，你觉得法律会保护他吗？”
“洗白？”沈默冷笑了一声，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嘲讽，“您是指那栋位于老城区南巷的七层小楼？那里面埋着什么，赵工应该知道。但赵工现在不敢说话，因为他想拿奖金回家陪孩子。”
夏处长的眉头微微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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