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得像一块陈年的琥珀。
投影仪的风扇嗡嗡作响,发出单调而令人烦躁的噪音。常清站在长桌尽头,手里没有拿任何文件,只有一支黑色的签字笔。她的指尖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发白,指关节在灯光下泛着冷硬的青白。
她看着坐在主位上的周先生。
那个一直沉默寡言、看似无害的独立董事。
就在几分钟前,常清用心理战逼退了赵明远,却发现自己像个小丑一样被家族内部孤立。现在,她需要最后一击。不是法律层面的纠缠,而是道德层面的核爆。
“周先生,”常清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读一份无关紧要的审计报告,“关于我母亲去世前的医疗记录,我想我们需要重新核对一下。”
周先生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
镜片反光,遮住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慌乱。
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嘴角勾起一抹温和得体的弧度:“常小姐,令尊的病故是医学奇迹后的遗憾,任氏集团对此表示深切哀悼。这是过去式,不应成为今日董事会的议题。”
“过去式?”
常清笑了。
笑意未达眼底。
她从手包里拿出一份泛黄的文件夹。纸张边缘已经磨损,带着岁月特有的脆响。
这不是复印件。
这是原件。
“任远山以为,只要把那份代持协议烧成灰,就能抹去所有的罪证。”常清将文件夹轻轻拍在红木桌面上,灰尘在光束中飞舞,“但他忘了,有些东西,火是烧不掉的。”
她翻开文件夹。
里面是一张张详细的病历单,以及几封手写的手稿。
“2014年6月,母亲确诊晚期胃癌。主治医生李维森的记录显示,手术方案已定,只需签署知情同意书。”常清语调平缓,不带一丝情绪,“但那天下午,有人以‘家族声誉’为由,强行要求推迟手术,等待所谓的‘吉时’。”
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连呼吸声都消失了。
赵明远脸色惨白,他想站起来,却被身后的椅子绊倒,狼狈地跌坐在地。
陈秘书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眼神惊恐地看向周先生。
周先生依然坐着。
但他的右手紧紧攥着钢笔,指节同样发白。
那是极度紧张的表现。
常清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就像第六章那样,当茶渍浸湿协议时,任远山慌乱地抢夺,而周先生的目光,第一时间看向了任远山的口袋。
那时她以为,那是任远山藏匿证据的地方。
现在她才明白,那根本不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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