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第一缕光穿透了裁缝铺浑浊的空气，尘埃在光柱中翻滚，像无数细小的幽灵。
空气中弥漫着陈年樟脑丸的苦涩味，混合着潮湿霉味，这是姜家这间不足十平米的空间里，唯一恒定的气息。
姜婉坐在缝纫机前，手指机械地压着脚闸。
“哒哒哒”，针头起落，声音急促且不合时宜，像是某种倒计时。
她面前摊开的，不是布料，而是那张编号739的布票。
它静静地躺在泛黄的桌面上，边缘有些磨损，红色的印章依然鲜红，却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
就在昨天，她在布票背面看到了那行血写的坐标。
经度，纬度，1962年10月15日。
那是林远失踪的日子。
也是弟弟高烧不退、生命垂危的日子。
两个时间点的重合，让姜婉感到一阵眩晕。
如果这行字是林远留下的，他为什么要写在一个换药用的布票上？
如果这不是幻觉，那么弟弟的病，真的只是巧合吗？
“哒哒哒——”
针尖突然偏了一寸，扎破了食指。
一滴血珠渗出，迅速染红了指尖。
姜婉没有喊疼，只是将手指含进嘴里，尝到了铁锈般的腥甜。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沉重，拖沓，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人的心弦上。
紧接着，是王桂兰那尖利嗓音穿透薄木板的声音：
“姜师傅，开门！听说你家里有余粮票？”
姜婉的手猛地一颤，缝纫机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
她迅速用一块灰色的粗布盖住了桌面上的布票和那件正在拆解的军装。
动作熟练得令人心酸。
那是过去三年里，她练就的本能——在任何可能的审视面前，隐藏自己的软肋。
“来了。”
她轻声应了一句，声音轻柔，听不出任何波澜。
三秒的沉默后，她才站起身，走向门口。
门轴发出“吱呀”一声轻响，像是老人沉重的叹息。
门开了。
站在门口的，不仅仅是王桂兰。
还有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的男人。
严科长。
他站在那儿，身形挺拔，手指修长干净，左手插在西裤口袋里，右手自然下垂。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手腕上那块停摆的上海牌手表。
表盘玻璃裂了一道细纹，指针永远定格在某个时刻。
他的眼神像尺子一样，从姜婉苍白的脸，扫到她身后昏暗的屋子，最后落在她微微颤抖的手指上。
“严……严科长？”
姜婉低下头，避开了那道目光。
“王大姐说，你家有手艺，还能换点物资？”
严科长的声音冷静、官僚，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他没有看王桂兰，而是盯着姜婉。
“我是来复查劳动服质量的。”
他说。
王桂兰在一旁撇了撇嘴，嗓门很大，尾音拖得长长的：
“哎呀，严科长，您真是大公无私。我就说嘛，姜师傅虽然可怜，但这年代，谁不讲究个原则呢？我看她家那件旧军装，料子倒是不错，就是款式太老，怕是不合时宜咯~”
她的话里藏着钩子，试探着，嘲弄着。
姜婉没有接话。
她侧身让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请进。”
严科长迈过门槛，皮鞋踩在老旧的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王桂兰紧随其后，眼神贪婪地在屋内扫视，试图寻找任何值钱的东西。
但严科长的目光，始终锁定在姜婉身上。
他在观察她。
观察她的呼吸频率，观察她握紧又松开的手，观察她眼底那一闪而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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