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筒子楼里的灯还没亮透。
邓秋红站在粮站后院那堵斑驳的红砖墙外，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
纸是普通的复写纸背面，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
字迹很淡，像是写字的人手在抖，或者心里有鬼，怕被人看见似的。
风从巷口吹过来，带着南方夏天特有的潮湿和闷热。
汗水顺着她的脊背往下流，黏腻地贴在衬衫上。
她看了一眼手机——不，这里没有手机，只有口袋深处那张硬邦邦的存折和这张轻飘飘的纸条。
存折是死的，人是活的。
霍明辉被带走后，家里的米缸见底，儿子的补习费像一座山压在她胸口。
她需要答案。
不仅仅是关于那张调拨单，更是关于霍明辉到底把家里掏空了多少。
如果整个粮站都是黑的，那她这点微薄的工资，连塞牙缝都不够。
邓秋红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呼吸。
她习惯性地用手指摩挲着口袋里的存折，那是她最后的退路，也是她唯一的底气。
但此刻，她更需要那个电话那头的人给她指一条活路。
她走到巷子尽头的公用电话亭前。
玻璃窗蒙着一层灰，映出她憔悴的脸。
她投进两枚硬币，拿起听筒。
“嘟——嘟——”
漫长的等待音，像是在拉扯她的神经。
每一声都敲在她的耳膜上，让她想起昨晚在门外听到的霍明辉的咆哮。
“我没证据！你们敢动我试试！”
那种虚张声势背后的恐惧，此刻正通过这根细细的电话线传导过来。
电话通了。
“喂？”
一个温和、沉稳的男声传来。
邓秋红的心跳漏了一拍。
这个声音她听过无数次。
在单位年会上，在霍明辉的闲聊中，在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关心里。
是副科长，赵建国。
他是霍明辉的上司，也是单位里出了名的“老好人”。
霍明辉曾得意洋洋地对她说：“秋红，赵科可是咱们单位的顶梁柱，为人正派，最看不惯那些歪风邪气。”
那时候，邓秋红还信了。
她以为丈夫身边的圈子是干净的，至少是有底线的。
“请问是赵科长吗？”邓秋红的声音很轻，像是一阵随时会散的风。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是我。你是……邓秋红？”
赵建国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探究，但没有惊讶。
他显然早就知道她会打这个电话。
邓秋红握紧听筒，指节泛白。
“赵科长，我想问问，霍明辉的事，单位里到底查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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