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得有些绵密，敲打在银行厚重的玻璃门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施秋兰站在档案室门口，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半张存单。
纸张的边缘已经被她掌心的汗水浸得微湿，那种粗糙的触感顺着指尖蔓延到心里，像是一根细刺，扎得她隐隐作痛。
刚才在VIP室里，贺建国转身离去时那苍白的脸色，此刻仍像一张褪色的照片，在她脑海里反复回放。
他怕了。
那个一向以严谨、冷硬著称的副行长，在看到“赵德海”这三个字，以及施秋兰决绝的眼神时，竟然露出了类似恐惧的神情。
这不符合常理。
除非，这张存单背后藏着的，不仅仅是债务。
“施老师，您不能进去。”
一个年轻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是李明。
他站在档案室的铁门前，手里捏着一串钥匙，眼神闪烁，不敢与施秋兰对视。
他的制服熨帖平整，胸前挂着工牌，看起来像个标准的银行职员模板。
但施秋兰注意到了他微微颤抖的手指，那是紧张的表现。
“我只是想复印一下。”
施秋兰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长期教书养成的温和与克制。
她没有大声争辩，也没有施加压力，只是陈述事实。
“这是证据，我需要保留副本。否则，万一原件丢失或损坏，我的权益谁来保障？”
李明咽了一口唾沫，喉结滚动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身后紧闭的铁门，又看了看施秋兰那双平静却深邃的眼睛。
“施老师，这不是我不帮您。”
他压低声音，语速很快，像是在背诵一段早已准备好的台词，“档案室的资料涉及内部风控，未经支行长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更不得复印。这是规定。”
“规定。”
施秋兰重复了这个词。
这个词像是一块冰冷的石头，砸进了她原本就波澜不惊的心湖。
她想起丈夫临终前含糊不清的嘱托，想起自己这一辈子都在遵守各种“规定”，从学校的校规到家庭的妇道。
她一直以为，只要守规矩，就能换来安稳。
可现在，规矩成了阻挡她寻找真相的高墙。
“如果我不复印呢？”
施秋兰问。
李明的身体僵了一下。
他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退后半步，让出了进门的路，却又用身体挡住了去路。
这是一种无声的拒绝，也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从走廊尽头传来。
贺建国回来了。
他显然没有走远，或许是在附近的车里等待时机，又或许是一直在监控室里观察着这边的动静。
他快步走来，金丝眼镜后的目光锐利如刀，扫过李明，最后落在施秋兰身上。
“施老师，”贺建国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官腔，但在那层冷漠之下，施秋兰听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档案室已经封存了。所有的业务凭证，按规定都要定期销毁或移交上级行保管。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
“封存的日期是哪一天？”
施秋兰没有退缩，她向前迈了一步，距离贺建国只有不到一米。
这个距离，让她能看清他额角渗出的细密汗珠。
1993年。
她在心里默念出这个数字。
那是账务清理的一年，也是赵德海失踪的前一年。
贺建国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他手中的钢笔不自觉地敲击着掌心，发出轻微的哒哒声。
那是他焦虑时的习惯动作。
“施老师，”贺建国避开她的视线，看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您年纪大了，没必要为了几张废纸折腾自己。我已经让人去查了，如果有问题，我会尽快给您答复。”
“我要的不是答复，是原件，或者是它的复印件。”
施秋兰坚持道。
她知道，贺建国在拖延时间。
他在试图掩盖什么。
也许是想销毁证据，也许是想去联系当年的债主，切断这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