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科的办公室不大,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和旧报纸发霉的味道。
墙上挂着一台老式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被放大成某种倒计时般的压迫感。
闵秀站在办公桌前,手里紧紧攥着那半尺确良。
布料已经被她洗得发白,边缘有些起毛,但依然挺括。
它不再带着体温,也不再是母亲留下的念想。
此刻,它只是一块用来证明清白的证物,或者说是筹码。
保卫科长坐在桌子后面,手里转着一支钢笔。
他姓赵,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头发稀疏,眼神游离。
他没有看闵秀,而是盯着桌上那份《职工家属纠纷免责承诺书》。
纸张很薄,透着光,能看见背面透过来的墨水痕迹。
“闵秀。”
赵科长的声音沙哑,像是喉咙里卡着痰。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闵秀没有说话。
她只是微微垂下眼帘,目光落在自己的鞋尖上。
那是厂里新发的解放鞋,鞋底还沾着清晨的霜泥。
“你父亲在楼下闹事,影响恶劣。”
赵科长放下钢笔,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笃,笃,笃。
每一声都敲在闵秀的心口。
“虽然我们已经定性为家庭纠纷,但厂里有规定,不能容忍员工家属在厂区寻衅滋事。”
他抬起眼皮,审视着闵秀。
“如果你不想因为这点破事丢了刚到手的工作,最好签了这个。”
闵秀抬起头,轻声问道:“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
赵科长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红印泥盒,推到桌子中间。
“你需要书面承诺,从此切断与原生家庭的经济往来,并对他们未来的任何行为承担‘不知情’的责任。”
他的语气平淡,像是在谈论天气。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你从这场烂摊子里摘出来。”
闵秀的手指颤抖了一下。
口袋里的半尺确良硌着她的腿侧,带来一阵尖锐的疼痛。
她想起昨晚撕碎布料时的决绝,想起父亲嚎哭时的绝望。
那些画面像潮水一样涌来,试图淹没她的理智。
但她很快冷静下来。
她知道,这是彭老板的意思。
那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早在几天前就暗示过她。
要进厂,就要干净。
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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