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邮电所的空气里，总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煤烟味，混合着陈旧纸张受潮后的霉气。
袁静站在柜台前，手里紧紧攥着那枚带血的塑料戒指。指尖传来的冰凉触感，像是一根细针，不断刺痛着她早已麻木的神经。
上午十点，供销社的柜台玻璃下还压着那张被揉皱的“购买凭证”。那时候，她以为只要半尺确良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现在，那张凭证成了笑话，而许国栋的傲慢，成了悬在她头顶的利剑。
“同志，查这个号码？”值班员是个年轻姑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眼神警惕地扫过袁静手中的纸条。
纸条上，是周会计颤抖着手写下的那一串数字。那是从许国栋办公室废纸篓深处捡出来的残片，经过拼接，勉强能辨认出最后四位。
袁静将声音压得很低，语速平缓：“对。我想问问，这个号最近有没有人打过长途？或者……寄过包裹。”
她没有提许国栋，也没有提粮票。在这个年代，任何与“黑市”沾边的字眼，都足以让人瞬间闭嘴，甚至招来祸端。
值班员愣了一下，随即嗤笑一声，手指在算盘上拨弄了两下，发出清脆的响声。“同志，这可不是问路的地方。私人电话记录，可是保密的。”
袁静不动声色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块肥皂。
不是那种昂贵的香皂，而是最普通的药皂，包装简陋，边缘有些磨损。这是她原本打算留给自家孩子的，也是她在供销社内部渠道好不容易才换来的紧缺物资。
她将肥皂轻轻放在柜台上，推过去半寸。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家人的安全。”袁静的语气依旧冷静，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疏离感，“这肥皂，算是给姑娘买糖吃。”
值班员的眼睛亮了一下。
在1982年的江南县城，一块药皂的价值，不亚于一张工业券。它意味着清洁，意味着体面，更意味着在匮乏生活中的一丝慰藉。
姑娘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领导巡视，才压低声音说：“这号啊……属于城西‘星光录像厅’的老王。听说那家子快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
袁静的心猛地一沉。
星光录像厅？那是个体户经营的娱乐场所，虽然名声不好，但确实是信息流通最快的地方。
“老王？”袁静追问，“他和许国栋……”
“许科长？”值班员撇了撇嘴，露出一副看热闹的表情，“许科长那人，谁敢惹？不过嘛……”
她顿了顿，目光变得暧昧起来。
<Preview ends here. Subscribe to contin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