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六点，暴雨敲打着彭婉公寓玻璃窗的声音，以及楼下那辆黑色轿车刺眼的远光灯。
谭恪站在书房门口，深灰色西装的衣摆还带着未干的湿气。他手里那份永远看不完的文件被随意地搭在臂弯里，另一只手端着一杯早已凉透的黑咖啡。
他的眼神锐利如刀，扫过彭婉略显苍白的脸，最后定格在她手中紧握的那张诊断书上。
“你还没睡？”他问，声音低沉，听不出情绪。
彭婉没有抬头，只是用指腹摩挲着纸张粗糙的边缘。
“我在核实一件事。”她说，语速平缓，字字清晰，“关于三年前，谁有权决定我的生死。”
谭恪喉结滚动了一下，似乎对这种公事公办的态度感到一丝不适，但他没有反驳，只是向前迈了一步。
皮鞋踩在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像是某种倒计时。
“婉婉，”他喊她的名字，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亲昵，“有些过去，不需要再翻开。”
“如果不开开，我怎么知道里面藏的是救赎，还是陷阱？”彭婉终于抬起头，目光冷静得像是在审视一份商业合同，“比如，这份紧急联系人的签名。”
她站起身，将诊断书拍在桌面上。
纸张滑动的声音，在安静的书房里显得格外刺耳。
谭恪的目光落在文件上，瞳孔微微收缩。
他没有去拿那张纸，而是拿起桌上的咖啡杯，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杯壁。
哒，哒，哒。
节奏缓慢，却带着一种压迫感。
“那是为了救你。”他说，“当时医院要求必须有一个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在场才能进行手术签字。你的父母在国外，而我是唯一能立刻赶到的人。”
“所以你就替我签了？”彭婉冷笑一声，反问，“谭总，你好像忘了，那时候我们只是‘契约关系’。按照《民法典》，非亲属、非监护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谭恪放下咖啡杯，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一声脆响。
他走到彭婉面前，高大的身影将她笼罩在阴影里。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他低下头，视线与她齐平，“在那种情况下，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Preview ends here. Subscribe to contin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