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二年的夏末，京城户部衙门旁的这间临时审讯室里，闷热得像口蒸笼。
窗外的蝉鸣嘶力竭地扯着神经，混合着雨后特有的霉味和廉价烟草的焦苦气，在昏暗的灯光下发酵。墙皮剥落处渗出湿漉漉的水痕，顺着斑驳的“慎刑”二字缓缓淌下，滴落在青砖地面上，发出极轻微的“啪嗒”声。
戴明远坐在一张缺了腿、用砖头垫着的条凳上，粗布官服已被冷汗浸透，紧紧贴在脊背上。作为户部一名从九品的主事，他本该在明亮的书房里核对那些枯燥的账册，此刻却像只待宰的羔羊，被扣在这间连窗户都糊不严实的破屋子里。
明日早朝就要核销江南南粮北调的账目，若无法自证清白，这枚私印便是通敌贪墨的铁证。一旦定罪，不仅是革职查办，更可能牵连整个家族。他摸了摸袖中那枚冰凉的玉扳指——那是已故尚书临终前塞给他的，也是他如今唯一的底牌，尽管这底牌薄如蝉翼。
赵六缩在角落的阴影里，浑身抖得像筛糠。这个负责运送船票的差役，此刻正死死攥着自己的衣角，指节泛白。就在半个时辰前，他试图销毁那张沾满泥水的船票，却在慌乱中露出了底下那枚鲜红的私印。这一举动，直接将他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戴明远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赵六。他的目光冷静得可怕，像是在审视一件即将破碎的瓷器。他知道，赵六怕的不是死，而是身后那个能让他全家消失的人。
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伴随着玉扳指敲击桌案的清脆声响。邹世安走了进来，半旧的锦袍上绣着暗纹，脸上挂着那种惯有的、令人作呕的温和笑容。他是户部侍郎，掌握着核查的大权，也是这场阴谋背后的执棋者。
“戴主事，夜深露重，何必在此受苦？”邹世安走到桌前，随手将一枚暖手炉放在桌上，眼神浑浊却锐利，“赵某不过是想问问真相，为何如此抗拒？若是为了那点俸禄，大可不必把命搭进去。”
戴明远抬起头，声音低沉而谨慎：“侍郎大人说笑了。微臣只是想知道，这张船票上的‘邹’字私印，究竟是何人所盖。若说是栽赃，证据呢？若说是真迹，这印章的主人，又为何会出现在漕运的文书上？”
邹世安的笑容僵了一瞬，随即眼底闪过一丝寒芒。他缓缓坐下，手指摩挲着那枚玉扳指，语气阴阳怪气：“戴主事，官场如棋，一步错，步步输。你父亲当年也是这般固执，结果如何，想必你也清楚。有些东西，看不见的最好，摸不着的才安全。”
这句话像一根针，刺破了戴明远心中最后的侥幸。他想起父亲因直言进谏而被贬谪致死的往事，那股压抑多年的愤怒在胸中翻涌，却被他强行压入心底。他知道，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既然侍郎大人不愿多说，那便请恕微臣愚钝。”戴明远突然站起身，动作不大，却带着一种决绝的气势，“这张船票，以及上面的私印，微臣要扣留备查。这是户部的规矩，也是微臣的职责所在。”
邹世安眯起眼睛，盯着戴明远看了许久，最终冷笑一声：“好一个职责所在。既然戴主事执意要玩火，那便别怪老夫无情。来人，将赵六看管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探视！”
两名衙役立刻上前，粗暴地将赵六拖走。赵六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那声音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听得人头皮发麻。戴明远看着这一幕，心中一片冰凉。他知道，自己刚刚切断了一条可能的退路，也彻底激怒了对手。
但与此同时，他也拿到了一样东西——那张被刻意隐藏的船票。
待众人散去，审讯室重新归于死寂。戴明远颤抖着手，从怀中掏出那张湿漉漉的船票。雨水早已干涸，留下斑驳的水渍，但那枚红色的私印却依旧鲜艳夺目，像是刚画上去的一般。
他凑近灯盏，仔细观察着那枚印章的边缘。刀法凌厉，线条流畅，透着一种独特的韵律感。这种韵律，他在哪里见过？
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画面：多年前的一个雨夜，已故尚书的书房里，一方珍藏的闲章静静地躺在案头。那时的尚书曾笑着对他说：“明远，这方印章，乃是我早年游历江南时所获，刻工独特，世间罕见。”
戴明远的瞳孔猛地收缩。他再次看向手中的私印，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那个私印的刀法，为何与已故尚书房中珍藏的一方闲章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