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得更紧了。
家属院3号楼的走廊里，昏黄的灯泡忽明忽暗，像是一只疲惫的眼睛，在潮湿的空气里艰难地眨动。陈默站在林秀芳宿舍门前，手指死死攥着那张被雨水打湿又烘干、边缘卷曲的拓印纸。
纸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晕开，但“林秀芳”三个字依然尖锐得像针。
三天前。
赵建民说他在北京出差。他说那是为了帮厂里联系新的机床配件，是为了他们未来的小家攒第一笔装修基金。他回来时，手里提着两盒精致的桂花糕，笑容温和，眼底却藏着某种她当时未曾读懂的躲闪。
现在，那行代签的字迹，像一条冰冷的蛇，顺着她的脊椎爬上来。
如果赵建民在北京，这行字是谁写的？如果是林秀芳自己签的，为什么需要“代签”？为什么要用赵建民的钢笔？
陈默深吸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煤球燃烧后的硫磺味和发霉墙皮的气息。这是1984年深秋特有的味道，压抑，沉重，带着体制内特有的窒息感。
她抬起手，指节在木门上轻轻叩了两下。
笃，笃。
声音很轻，但在空旷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
没有人回应。
只有风穿过窗棂缝隙的呜咽声，以及屋内隐约传来的、极其细微的动静。
陈默屏住呼吸，侧过头，将耳朵贴近门板。
里面没有电视机的嘈杂声，也没有收音机里的评书声。只有一种有节奏的、轻微的摩擦声。像是纸张在桌面上被反复折叠，又或者是……有人在低声说话。
不是林秀芳的声音。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种刻意压低的谨慎。
“……这事不能拖了。”男人说，“名单明天就截止。”
接着是一声打火机清脆的“咔哒”声。
紧接着，是一股浓烈的烟草味透过门缝钻了出来。这种烟不便宜，是“大前门”，只有厂里的中层干部或者那些手里握着实权的人才抽得起。赵建民平时只抽五毛钱的“红梅”，连他自己都舍不得买这种好烟。
陈默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她想起上周去林秀芳家送饺子时，曾瞥见林秀芳家的桌上摆着半包拆开的“大前门”。当时她还以为是林秀芳的丈夫——那个在供销科当干事的男人抽的。
但现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房间，这个声音……
陈默的目光落在门把手上。那是一个老式的铜质把手，已经被无数双手摸得发亮。她记得很清楚，林秀芳的丈夫常年在外跑业务，家里通常只有林秀芳一个人。除非……有人留宿，或者有人特意回来拿什么东西。
“谁在外面？”
门内突然传来一声冷硬的问话。
陈默浑身一僵。
那个男人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刚才的低语，而是带着一种警惕和不耐烦。
“我是修水管的。”陈默听到自己的声音响起，干涩，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楼下王大爷说三楼漏水，让我来看看。”
这是一个拙劣的借口。在这个年代，谁家水管坏了，都是找厂里的后勤科统一报修，根本不需要住户自己敲门找人，更不可能在这个暴雨倾盆的夜晚，由一个未婚妻模样的女工独自上门。
门内的沉默持续了三秒。
这三秒钟，对陈默来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撞击，每一次跳动都伴随着耳膜的轰鸣。
“滚。”
只有一个字。冰冷，决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随后是重物落地的声音，像是椅子被推开，
Preview ends here. Subscribe to contin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