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路两旁的枯草被风刮得沙沙作响，像无数双干枯的手在抓挠谭秀兰的耳膜。她低着头，佝偻着背，故意把步子迈得踉跄，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些听不清的方言。
“俺是去寻那半瓶酒……给娃子治伤……”
她心里清楚，这半瓶酒精才是关键。王婶藏起它时，眼神里的恐惧并非源于对贺建国的畏惧，而是源于某种更隐秘的、近乎贪婪的期待。那粉末混入酒精，绝非偶然。贺建国需要控制人，而致幻剂是比铁钳更有效的锁链。他早就知道原主会死，甚至可能正是他默许了那场“意外”，好腾出位置给那个真正能给他带来政治利益的女人。
谭秀兰停下脚步，假装被路边的碎石绊倒，膝盖磕在泥里，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但这痛感让她清醒。她不能直接问，只能装疯卖傻，用这种低姿态去试探周围人的反应。在这个1975年的西北山村，一个接生婆若敢质疑公社副主任，脑袋早就搬家了。只有疯子说的话，才没人当真，也最容易被忽略。
“黑血……啥黑血？”她抬起头，眼神涣散，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泥土，“俺记得那天夜里，血不是红的，是黑的……流了一地……”
这句话是个诱饵。如果村里有人见过异常，或者知道贺建国家的秘密，这时候一定会露出破绽。
然而，回应她的不是村民的窃窃私语，而是一个熟悉得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
“秀兰啊，你咋又在这儿发呆呢？也不怕狼吃了。”
谭秀兰浑身一僵，缓缓转过头。
王婶站在十步开外，手里正拿着那半瓶酒精。夕阳的余晖洒在她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也照亮了她那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睛。她脸上挂着那种惯常的、讨好的笑容，但嘴角微微抽搐，显示出极度的紧张。
“王婶。”谭秀兰压低声音，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虚弱无力，“我……我想回家。”
“家？”王婶向前迈了一步，目光死死盯着谭秀兰怀里——那里空无一物，但她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存在的东西，“你家在那边。不过，你刚才说……黑血？”
谭秀兰的心跳漏了一拍。王婶听到了。
“俺胡说八道呢。”谭秀兰迅速切换回怯懦模式，低下头，不敢看王婶的眼睛，“俺烧糊涂了，啥也没看见。就是……想喝酒。那酒里有甜味儿，闻着怪香的。”
这是她在试探。如果王婶真的只是单纯地想给孩子治病，听到“甜味”和“香”只会感到疑惑或厌恶，绝不会表现出那种诡异的兴奋。
王婶沉默了片刻，手中的玻璃瓶轻轻晃动，发出轻微的液体撞击声。
“香？”王婶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声音轻得像蚊子哼，“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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