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清越把那份签好字的《庭外和解协议书》锁进保险柜，指尖冰凉。
她回到公寓，没有开大灯。书房里只亮着一盏昏黄的台灯，光晕在潮湿的空气中显得浑浊而粘稠。窗外的雨还在下，淅沥声像无数细小的针，扎进耳膜。
她坐在书桌前，从抽屉深处摸出那封五年前的信。纸张已经泛黄，边缘有些卷曲。那是她写给丈夫的最后一封长信，记录着他在婚姻末期那些令人窒息的偏执与失控。
现在，她需要验证一个荒谬的念头：那封信，真的是她写的吗？
她从包里拿出唐子默刚才遗留在档案室的那支万宝龙钢笔。黑色的笔身冰冷，银色的星徽在灯光下折射出冷冽的光。她拧开笔帽，凑近鼻尖。
一股淡淡的、带着金属腥气的墨水味飘散出来。
这不是普通的蓝黑墨水。
邵清越眯起眼睛，拿起放大镜，对着信纸上的字迹仔细端详。五年前，她用的是最普通的办公用墨水，干燥快，颜色深沉。但这封信上的字迹，墨色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灰蓝色调，且在纤维渗透的深度上，比正常书写要浅。
更重要的是，信中描述唐子默“偏执症状”的那一段，措辞精准得可怕。
“他会在凌晨三点检查门锁，反复确认窗帘是否拉严……”
如果是患者自述，或者是家属基于情感的反应性描述，通常会有情绪化的词汇，比如“恐惧”、“焦虑”。但这里的描述，冷静、客观，甚至带有一种临床观察的距离感。这不像是一个被折磨的妻子在控诉，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在记录病例。
除非，写这封信的人，本身就具备精神科医生的视角，或者……是在模仿那种视角。
门铃突然响了。
不是正常的按动声，而是急促的、几乎要把门板撞碎的敲击声。
邵清越的心跳漏了一拍。这个时间，只有一个人会这样。
她走过去，透过猫眼向外看。走廊里的感应灯忽明忽暗，林浅站在门外，浑身湿透，深色的风衣紧紧贴在身上，脸色苍白如纸。她的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头上，手里死死攥着一个黑色的录音笔，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邵清越犹豫了两秒，打开了门。
“进来。”她的声音很轻，却不容置疑。
林浅跌跌撞撞地走进来，水珠顺着她的发梢滴落在地板上，迅速晕开一小片深色。她没有说话，只是剧烈地喘息着，眼神惊恐地四处游移，仿佛身后有鬼在追。
“你来了？”邵清越反手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雨声，“林浅，你知道保密协议的内容。如果你是为了道歉，你可以走了。”
“我不是来道歉的。”林浅的声音颤抖，带着浓重的鼻音，结巴得厉害，“我……我是来还……还东西的。”
她把那个录音笔放在书桌上，动作僵硬得像是一具提线木偶。
“这是什么？”邵清越没有碰它，只是盯着那个小小的黑色物体。
“听一下。”林浅低下头，不敢看她的眼睛，“这是……昨天下午，我在律所会议室外面听到的。当时……当时我以为你在里面和他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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