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宁坐在客厅中央的地板上，背靠着冰凉的落地窗。窗外是深秋暴雨冲刷过的城市霓虹，模糊的光斑像破碎的眼泪。
她手里捏着一张折叠整齐的A4纸，那是离婚协议的副本。指尖用力到发白，纸张边缘被撕裂出一道细小的口子，发出轻微的“嘶”声。
如果她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谁还能相信她的证词？
这个问题像一根烧红的铁钉，死死楔进她的脑海。季沉太了解她了，也了解法律。他不需要真的让她疯掉，只需要在法官面前展示一份十年前的抑郁症诊断书，再配上她此刻“歇斯底里”的指控，天平就会倾斜。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又暗了。没有信号。
季沉切断了她的所有对外通讯渠道。WiFi、蓝牙、甚至家里的座机，全部处于静默状态。她试图拨打110，听筒里只有忙音；尝试发送短信，提示“服务不可用”。
门外的脚步声很轻，但节奏稳定。
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一下，又一下。不是保安，也不是普通的访客。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步伐精准，带着压迫感。
卫宁抬起头，看向玄关的方向。
门锁没有响，因为那把备用钥匙正插在锁孔里转动。这是季沉的习惯，他从不信任任何外人，包括他自己请的管家。
门开了。
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站在门口，面无表情，眼神空洞。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人。
林悦。
不，不是林悦。是一个和林悦长得七分相似的女人，妆容精致，嘴角挂着一丝职业化的微笑。她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上面盖着红色的公章——《强制医疗评估申请书》。
“卫小姐，”那个女人开口了，声音柔和却不容置疑，“季先生担心您的精神状态影响了判断力。为了您的健康，我们需要带您去‘休息’一下。”
卫宁看着她们，忽然笑了。笑声很轻，在空旷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休息？”她反问，声音平静得可怕，“是在精神病院里的特护病房吗？”
那个女人眉头微皱：“这是为了保护你。季先生说，外面的世界对你来说太复杂了，你需要专业的照顾。”
“为了你好。”
卫宁重复了这句话。这三个字曾经是她最温暖的避风港，如今却成了最锋利的刀刃。
她站起身，膝盖因为长时间蹲坐而有些麻木，但她站得很直。目光越过那两个保镖，落在一直沉默站在阴影里的季沉身上。
他靠在门框上，金丝边眼镜反射着客厅冷白色的灯光，看不清眼底的情绪。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衫，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就像是从杂志封面走出来的完美丈夫。
“宁宁，”他的声音透过雨夜的潮湿传来，温柔得像是在哄一个孩子，“别闹了。明天还要开庭，你现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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