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停了。海城的夜空像一块被反复擦洗过的黑玻璃，冷硬而透明。
林晚坐在静安疗养院行政办公室的皮椅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桌角那道细微的划痕。这里是海城最顶级的私立精神疗养机构，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陈年木头混合的气味，那种味道能让人瞬间清醒，也能让人迅速窒息。
对面坐着院长赵德明，一个五十岁上下、头发花白却梳得一丝不苟的男人。他身后是一整面墙的档案柜，每一格都贴着标签，整齐得像博物馆的藏品。
“林女士，”赵德明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职业性的疲惫，“顾先生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关于您母亲的情况，我们一直遵循‘最小必要披露’原则。”
林晚没有抬头，目光落在那份摊开在桌上的文件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确认书》。签名栏里，是海城顶尖精神科专家周教授的名字，笔迹流畅而自信。
“我不关心顾先生的招呼，”林晚的声音很平，像审计报告里的结论，“我关心的是这份评估的时效性。签署日期是三个月前，但我母亲在上周才签署放弃继承协议。这中间的心理状态变化，需要重新评估。”
赵德明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反过一道冷光。“林女士，您是审计师，应该懂逻辑。如果一个人能在三个月前通过最严格的精神鉴定，证明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在没有新的重大病理改变的前提下，她的行为能力应当被视为连续且稳定的。除非您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她在签署协议时出现了急性发作。”
“我有理由怀疑她受到了胁迫。”林晚说。
“胁迫？”赵德明笑了，笑容里没有温度，“林女士，您母亲是一位极其理性的女性。在访谈中，她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是为了‘切断与顾家的利益纠缠，避免进一步的法律风险’。她说得很清楚，甚至拒绝了律师的介入。这是她的自主选择。”
林晚的手指停住了。
*自主选择。*
这四个字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割开她精心构建的道德高地。她原本以为母亲是被囚禁的羔羊，是被恐惧和药物控制的傀儡。但现在，证据指向另一个方向：母亲是一个清醒的共谋者。
“她拒绝法律援助，”林晚低声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咀嚼自己的失败，“是因为她知道，一旦有第三方介入，那些……不干净的交易就会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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