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
邓氏集团总部，一楼信托咨询室。
空气里弥漫着昂贵的雪松香薰味，混合着冷冽的金属气息。
这种味道贺青很熟悉。
十年前，这是邓廷洲书房的味道。
如今，它成了资本绞肉机的防腐剂。
贺青推开厚重的红木门。
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每一步，都像踩在倒计时器的齿轮上。
冷静期最后一天。
距离民政局关门，还有十五个小时。
她手里攥着一份文件。
不是那张便签。
那张写着生日密码的便签，早在昨晚的暴雨中，随着下水道的水流彻底消失。
但它留下的痕迹，还在。
就像邓廷洲精心编织的网，虽然破了一个洞，但经纬线依然缠绕。
“贺小姐，请坐。”
林曼坐在长桌尽头。
她穿着剪裁利落的深灰色西装，金丝眼镜后的眼神像手术刀一样精准。
她是邓廷洲的私人律师。
也是这场清算中，最后一道防线。
桌上放着一杯温水。
水面平静，没有一丝涟漪。
贺青坐下。
她没有看那杯水，而是看着林曼身后墙上挂着的电子钟。
秒针跳动。
滴答。
滴答。
每一声，都在切割时间。
“林律师，”贺青的声音很轻，语速平缓，像是在念一份与自己无关的财务报表，“我想确认一下，邓廷洲名下在新加坡信托基金中的剩余资产，是否已经全部冻结？”
林曼微微一笑。
那笑容里没有温度，只有职业性的疏离。
“贺小姐，根据离婚协议草案，双方已就财产分割达成初步意向。”
她修长的手指轻轻推过一份文件。
纸张摩擦桌面，发出沙沙的声响。
“这是签署于冷静期开始前的《婚前财产补充协议》。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贺青女士自愿放弃对邓廷洲先生海外离岸账户中‘非核心经营性资产’的追索权，以换取快速离婚及邓氏品牌价值的保留。”
贺青垂下眼帘。
目光落在文件末尾的签名处。
那是她的名字。
笔迹流畅，结构工整。
看起来，完全出自她的手笔。
“所以，”贺青抬起头，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这些钱，我不再主张权利了？”
“是的。”
林曼点头，语气笃定，“只要贺小姐签字确认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我们可以立即解除对邓廷洲先生的部分资产限制。毕竟，他现在的公司需要现金支撑股价，这也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社会动荡。”
避免更大的社会动荡。
这话听着冠冕堂皇。
实则是威胁。
如果邓廷洲破产，数千名员工的生计将受到冲击。
舆论的压力，会压在贺青头上。
这就是邓廷洲的底牌。
用道德绑架法律，用责任捆绑自由。
贺青沉默了片刻。
她的目光从签名移向桌角。
那里放着一支钢笔。
黑色，金属质感，笔尖闪着寒光。
那是邓廷洲惯用的牌子。
也是他写字时的习惯工具。
贺青伸出手。
指尖触碰到冰凉的金属笔杆。
一股寒意顺着指尖蔓延至心脏。
她拿起笔。
动作很慢，很稳。
像是在抚摸一件易碎的瓷器。
“我想看看原件。”
贺青说。
林曼愣了一下。
随即恢复镇定：“原件已经在公证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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