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的梅雨季，空气里总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
像腐烂的木头，也像陈年的旧账。
田薇站在公司大楼的玻璃幕墙外，雨水顺着伞沿滴落，在她脚边溅起细小的水花。
她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
下午三点一刻。
距离那场决定生死的股东大会，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口袋里的银色索尼录音笔，此刻正贴着大腿外侧，冰凉，坚硬。
它不再是第五章里那份被律师盖章确证的“法律实体”。
它是烫手的山芋，是引信未燃的炸弹，也是她最后的一张底牌。
阮廷洲以为他赢了。
他在签完字的那一刻，嘴角那抹诡异的微笑，并非因为恐惧消散，而是因为掌控欲得到满足后的傲慢。
他以为田薇手中的证据，只是些无关痛痒的私生活丑闻，或是无法构成刑事犯罪的财务瑕疵。
他不知道，这支录音笔里，藏着足以让他身败名裂、甚至入狱的铁证。
那是他亲口承认违规操作、转移核心资产的声音。
清晰，冷硬，无可辩驳。
但田薇没有打算在董事会上播放它。
至少，不是现在。
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打算让它公之于众。
她要的不是让阮廷洲坐牢。
她要的是让他彻底失去控制权，净身出户，然后看着自己亲手建立的商业帝国崩塌。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销毁这个唯一的把柄。
一旦录音公开，舆论发酵，即便阮廷洲输了，也会拉着所有人一起下地狱。
田薇不想做同归于尽的疯子。
她是猎人，要的是猎物活着，却在笼中绝望地挣扎。
所以，这支录音笔的使命结束了。
它必须消失。
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田薇收起雨伞，走进旋转门。
大堂里的冷气开得很足，与外面的湿热形成鲜明对比。
几个保安认识她，目光复杂地掠过她的脸，却没有人上前阻拦。
前董事长的身份虽然被剥夺，但在这栋大楼里，某些潜规则依然生效。
她径直走向电梯。
镜面映出她苍白的脸，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只有她自己知道，胸腔里那颗心脏，正在以怎样的频率撞击着肋骨。
笃，笃，笃。
像是倒计时。
电梯上行至顶层。
门开，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是那间熟悉的书房。
阮廷洲今天不在这里。
他去参加那个所谓的“庆祝晚宴”了，为了向外界展示他掌控全局的姿态。
林曼也不在。
她通常跟在阮廷洲身边，扮演贤惠秘书的角色。
田薇推开门。
书房里一片死寂。
红木办公桌依旧光可鉴人，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几份文件，墨迹早已干透。
窗台上那盆兰花，因为无人照料，叶子已经发黄卷曲。
田薇走到办公桌前。
她没有坐下。
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了那支银色索尼录音笔。
金属外壳上有一道细微的划痕，那是之前争执时留下的。
她用手指轻轻摩挲着那道划痕，仿佛在告别一位沉默的老友。
“再见。”
她低声说。
声音很轻，瞬间被空调的风声吞没。
她将录音笔放在桌面上，转身走向角落的一台碎纸机。
那是阮廷洲用来处理机密文件的机器，功率很大，能将被切碎的文件拼凑还原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
田薇按下开关。
机器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像是在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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