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的冷气开得很足。
余晚坐在原告席，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枚素圈戒指。
金属冰凉，贴着手腕内侧那道被勒出的红痕。
那是暴雨夜，裴砚当众摘下它时留下的印记。
也是这七天来，她唯一的武器。
旁听席坐满了人。
媒体长枪短炮对准了被告席。
裴砚一身黑色高定西装，坐姿慵懒，仿佛不是来受审，而是来参加一场无聊的董事会。
他对面，坐着裴家聘请的顶级刑辩律师团。
首席律师站起身，声音洪亮。
“法官大人，我方当事人裴砚先生，是被胁迫作证的。”
他举起一份文件。
“这是周管家——也就是本案关键证人，在近期接受的精神状态评估报告。”
“报告显示，周管家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伴有幻觉和妄想倾向。”
“他在暴雨夜的证词，完全是在精神失控状态下产生的臆想。”
“不具备法律效力。”
全场哗然。
记者们的快门声像暴雨一样密集。
余晚没有看那份报告。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裴砚。
裴砚抬眼，目光穿过人群，落在她脸上。
眼神里没有愧疚，只有一种看旧家具般的冷漠。
他在赌。
赌这份伪造的精神病历能推翻一切。
赌余晚手里没有更致命的证据。
毕竟，母亲已经死了。
没有人能证明，当年那场车祸并非意外。
法官推了推眼镜。
“原告方，对此有何回应？”
余晚站起身。
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笃定。
她走到法庭中央。
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微型录音笔。
插入连接法庭系统的接口。
“法官大人。”
她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每一个角落。
“对方试图用一份三个月前才出具的病历，来否定七年前发生的事实。”
“但有些东西，病历写不出来。”
“比如，恐惧。”
“比如，掩盖罪行的本能。”
她按下播放键。
电流声滋滋作响。
接着，是一个男人冷静到近乎残忍的声音。
那是裴砚的声音。